名人“最后”故事：鲁迅遗嘱不忘警醒世人，梁启超用命为西医辩护

民国，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这是一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乱世，军阀为争夺各自的利益，互相攻伐，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堪比五代十国的乱世，教育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诞生了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大师级人物：鲁迅、沈从文、茅盾、老舍、徐悲鸿、齐白石、胡适、钱学森、邓稼先、钱伟长、钱三强、竺可桢、梁启超、傅斯年、曾昭抡、陈独秀......
民国就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

如今，大师们早已远离我们而去，世间留下的只有关于他们的传说，和那永不消逝的成就。
他们的躯体早已随时间逝去而烟消云散，但他们的精神、思想和信仰，却不会轻易被风雨，更不会被时间拂去。
哪怕是他们生命“最后”的故事，读来也格外动人，更让世人难以忘怀。

鲁迅——遗嘱仍不忘警醒世人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一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病逝于上海。
17日，也就是鲁迅去世的前天，他像往常一样跟恋人许广平提出要出去散步。
许广平一听鲁迅要出去散步，顿时便有些紧张，本能地想阻止他，毕竟鲁迅当时身患重病，身体很虚弱，受不了寒。
可是，还没等许广平说不要去，鲁迅便已穿好衣服且从楼上走下来，深知鲁迅脾气的许广平见此也知劝不动，便关心地问道：
“衣裳穿够了吗？”
鲁迅听后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衣服，回道：
“够了。”

还没等许广平回话，鲁迅便着急地从她的身边走过，径直往门口走去。
见鲁迅没有回复且往门外走去，许广平急忙接着说道：
“车钱带了没有？”
鲁迅依旧没有回复，或许是没听见，又或许是不想回答。
他的背影渐渐在许广平的眼中消失，很快便消失不见。
见鲁迅已经离开，许广平再也没说什么，继续干着家务。
来到鲁迅的书房，许广平看见书桌上放着鲁迅还未写完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是鲁迅先生为了纪念在几月前离世的好友章太炎先生而写的悼文。
因为鲁迅不喜欢别人整理他的书桌，许广平便没有整理，只是简单打扫下了书房。

鲁迅离开家后，便直奔日本友人鹿地亘家中而去，两人相谈甚欢，聊了许久才分离。
鲁迅回家时，天色渐晚，不久他的弟弟周建人就来到家中寻他，鲁迅与他再次交谈到11点左右，接近凌晨，两人交谈的内容大多就是搬家事宜。
自从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两人便经历了五次搬家，现在的居所已是第六次搬家。
此时，许广平、周建人，乃至鲁迅本人，他们都没有想到这是鲁迅，是自己最后一天。
到了12点左右，鲁迅还没有休息，许广平因为担心鲁迅的病情，急忙催促鲁迅：
“时间不早了，早些歇息吧！”
鲁迅没有觉得累，他躺在屋内的躺椅上有些慵懒地说：
“我再抽一支烟，你先去休息吧！我待会儿就休息。”

大约18日凌晨1点的时候，鲁迅抽完烟回到床上休息，或许是因为病情的缘故，又或许根本没有睡意，仅仅只过了1个多小时，鲁迅便再次醒来。
这次醒来，鲁迅的身体开始出现剧烈的反应，变得极度不舒服。
疼痛让鲁迅难以入睡，更是有些吃不消。
因为不想打扰到许广平的休息，加之已是深夜，鲁迅一直强忍着病痛的折磨，脑中想着等天亮再让许广平去请医生来家中诊治。
折腾许久，或许是因为强撑得太累，鲁迅渐渐又有些睡意，然而睡意维持没多久，因为一个噩梦，鲁迅突然坐了起来，这一突然的行为将早已陷入沉睡的许广平惊醒。
许广平醒后，看见鲁迅有些异样，便急忙凑到他身边，察觉到鲁迅的呼吸有些急促，像是气喘初发的样子。没多久，鲁迅便呼吸急促且咳嗽得异常厉害。
见状，许广平赶忙拿出医生给的专门治气喘的药，装了水给鲁迅服下。

连续服了3次药，鲁迅的病情都没有得到好转，剧烈的疼痛让鲁迅连斜靠休息都做不到，为了能稍微舒服些，他只能曲着身子用双手抱腿坐着。
许广平看到鲁迅这般模样，很是心痛，可谓是心如刀绞，可是她并不能替鲁迅承受着身体上的疼痛，她只能眼睁睁看着鲁迅独自承受着一切，唯有抱着他，给他些许安慰。
就这样，鲁迅一夜未睡，许广平也一夜未睡。
18日早上6点，许广平匆匆洗漱，便急忙跑去找鲁迅的好友内山先生，让他帮忙联系医生。
内山先生得知鲁迅的病情后，先是打电话联系须藤医生，然后直接就赶往鲁迅的居所。
来到鲁迅的居所，内山亲自喂鲁迅吃药，又亲自帮鲁迅按摩背脊，希望能缓解鲁迅的疼痛。不久，须藤医生赶来，看到鲁迅虚弱的模样，他赶忙给他注射强心针。

然而，此时无论用何种抢救方式，已是无力回天。
当许广平为鲁迅拿来暖脚的热水袋时，她发现鲁迅的手脚都是冰冷的，且右手2个指甲已经发紫，种种迹象表明鲁迅已是病入膏肓，命不久矣！
因为身体无比地虚弱，中午鲁迅已吃不下任何东西，只能勉强喝些牛奶。
也因为病情恶化的缘故，须藤医生开始每隔2个小时便给鲁迅注射强心针，并给他吸氧。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19日凌晨。
凌晨时分，或许是因为早上注射多支强心针的缘故，又或许只是回光返照，鲁迅有些精神起来，他望着从18日便没有好好休息的许广平，有些心疼地说道：
“时间不早，你早点休息吧！”
鲁迅这般说，许广平岂能睡得着呢？
此时她毫无睡意，心里一直在祈祷着：“熬过今晚明天，就好了。”

不幸的是，许广平的愿望终究还是落空了！
19日5时25分，一代文学巨匠鲁迅永远闭上了自己的双眼，离开了这让他“魂牵梦绕”的中国。
鲁迅的病本可以得到有效地救治，就在四个月前，来自美国的一位肺病专家曾给鲁迅诊断过并也准备对他进行治疗。
然而鲁迅却拒绝他的治疗，他说：
“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他肯定没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鲁迅不但拒绝了美国专家的治疗，也拒绝了赴国外治疗。
可以这么说，鲁迅先生如果同意治疗，虽然不能保证一定能活得更久，但是至少可以多活一二年，可是鲁迅先生却拒绝治疗。

为何鲁迅先生拒绝治疗呢？
后来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给出了答案，他说：
“原先爸爸生前，考虑到自己如有生命危险，我的年纪又小且多病，恐怕妈妈一时找不到工作。所以积蓄了一笔钱，确保粗茶淡饭可以将就几年。这笔钱，在葬礼后只剩一点点了。”
学过医的鲁迅或许知道自己的病根本就不可能治好，花再多的钱也只是拖时间，所以为了给自己的爱人和儿子留下些今后生活的钱，他选择放弃。
鲁迅先生走得很突然，并未留下什么遗言。
但是，早在几个月前，或许是知道自己离开的日子不会太远，他留下了一封遗嘱。
这封遗嘱与一般的遗嘱不同，很“鲁迅”化，鲁迅将其写在了《死》这篇文章中。

《死》这篇发表于鲁迅辞世前一个月，就是9月5日，被发表在《中天》杂志1936年第2期。
文中，鲁迅写下了7条遗嘱：
一、不要做任何与我有关的纪念活动；
二、赶快收殓、埋掉；
三、不得因为丧事，收取别人的钱，不过老朋友可以例外；
四、（许广平）忘记我，管好自己的生活；
五、（周海婴）孩子长大，倘若无才能可寻点小事过活，切莫去做那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允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伤害别人，又让别人宽容的人，千万不要来往。

鲁迅留下的7条遗嘱，处处透露着人生哲理，与往常他写的那些文章一样，警醒着世人。
比如在文中说道：
“伤害着别人，又让别人宽容的人，千万不要来往。”
此话表明看似对自己的恋人和儿子所说，实则是在跟天下人说，他在警醒世人切莫与那些伪善、喜道德绑架、假宽容的人交朋友，如果做了，受苦的终将是自己。

梁启超——用生命为西医辩护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梁启超的逝世，源于一次医疗事故。
当时，由于常年操劳和熬夜写作，梁启超的身体越来越差，几度承受不住疼痛差点晕厥。
1926年3月，梁启超因突然的血尿不止而住进了当时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后来，梁启超就被查出患上了尿毒症，左肾病变。
面对骤然而至的重病，梁启超未有半点恐惧，处之坦然，依旧是每日挥毫自娱，与幼子玩耍，吟诗作对......自得其乐，从他的脸上丝毫看不出是一个身患重病之人。

住院之时，梁启超也是怡然自得，并未流露出任何自暴自弃的神态，还写信给孩子，笑称：
“我要你们知道我快活顽皮的模样，昨晚医生检查身体，说50岁以上的人如此结实，在中国几乎看不到第二位。”
或许是因为乐观的态度，起初梁启超的病情略有好转并已具备动手术的条件，原本只需切除病变的左肾，病情就能得到极大的缓解，虽说不能完全康复，但至少不会有性命之忧。
不幸的是，梁启超的手术失败了。
手术过程中，不知何故，主刀医生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将梁启超功能正常的右肾切除，病变的左肾却被保留了下来。
这次医疗事故，最终将梁启超送上了绝路，此后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直至发展成药石无救，只能静静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当梁启超手术失败传到社会时，原本大家对西医的不信任被彻底催化，社会各界对协和医院和西药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指责谩骂之声不绝如缕。
见此场景，作为失败手术的当事人梁启超，他却表现出与常人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他没有对西医表示任何的责怪，甚至依然保持着绝对的信任。
为了让社会重新信任西医，他强撑病体特意写了一篇力挺西医的文章。
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并申明：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不要借我这个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启超关心的还是整个中国的前途和华夏民族的命运。
梁启超丝毫没有将自己个人的安危放在心里，即使是自己的病情是因为西医的医疗事故而恶化，他也没有为此指责西医，依然选择坚信西医。
在他心里，西医是能造福中华民族的存在，他不想因自己一人之故，阻碍西医在中国发展。

梅贻琦——执掌清华基金会，却清白一生

1962年5月19日上午10时50分，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
梅贻琦去世时，儿女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只手提包。
手提包里面装的是清华基金的账本，基金上的每一笔钱去了哪里，花了多少钱，余额多少，每一笔梅贻琦都记得清清楚楚，未曾私自拿过半分。
梅贻琦执掌清华几十年，但从未拿过公家毫厘，清白一生。
1949年，梅贻琦客居美国纽约时，清华基金完全由他掌控，钱怎么花，要花多少，全由他做主，原本作为基金掌舵人，他可以“合理”利用基金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然而他没有。
客居纽约时，他住的公寓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有时甚至是连日常的生活都维持不了，以至于得靠大女儿打工贴补家用。

梅贻琦的生活本可不用那么苦，就算他清白一生，仅凭他的学识和声望，他都可以为自己换来一个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他依旧没有。
蒋介石曾经主动要求要为梅贻琦涨工资，梅贻琦却说：
“这些钱应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为中国的教育，他甚至愿意将微薄的工资全部捐出。
在中国台湾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台湾清华大学的前身）时，他就将自己为数不多的存款全部捐出，用于支持研究所的建设。
此后岁月，梅贻琦虽身兼数职，工资丰厚，却常年穿着长袍布鞋，仅有的一双黑皮鞋，只有接待客人时才会穿，且这双黑皮鞋一穿就是数十年，直至去世。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那是因为他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中国教育上。
因常年劳累和营养缺乏，梅贻琦本已虚弱无比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他的癌症被发现时已转移到身体各处，已是无药可救，虽然有最好的医生为他诊治，可终究是无力回头。
金钱收买不了的灵魂，崇高为其塑造金身，这就是清白一生的梅贻琦。

傅斯年——至死不忘妻子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北病逝，享年54岁。
12月20日上午，因台大教育器材失窃，部分奖学金有被移作宿舍内部工程之用的指控，傅斯年被迫到中国台湾省参议会接受参议会郭国基的质询。
为什么傅斯年会被指控将奖学金移作他用呢？
当时台大宿舍完工后，傅斯年本意是想楼上每间住12人，楼下房间全部用作学生读书所用。
但是，因为学生反映楼上楼下来回跑实在有些不方便，太过于浪费时间，故而傅斯年便决定楼上楼下每间都住六人，其余空间用于读书。
郭国基就抓住这点死咬不放，提出：
“学生睡上下铺，为什么不能每个房间都住十二个人？”
对此，傅斯年也做出了相应的回答。
他说如果这样，学生书桌便无处可放，读书楼上楼下跑也着实不方便。

之后，傅斯年便又说道如果觉得这样做属实不妥，能否修建临时教室，供学生读书所用。
郭国基似乎有意与傅斯年作对，故意与他难堪，没等傅斯年说完，他便提出教室白天上课，晚上不上课，可在晚上将教室用作休息。
听到郭国基说出这般不经头脑的话，傅斯年当即颇为激动地反驳道：
“我们的老师当然不能白天晚上都在上课，你当我学生是流民吗？我们又不是流民收容所......”
说完，傅斯年便满脸怨气缓缓走下讲坛，向自己的座位慢步走去。

就在这时，意外突然而至。
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傅斯年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边上的陈雪屏见状，在傅老即将摔倒之时，眼疾手快将其搀扶住。
傅老被扶住后，没等陈雪屏询问哪里不舒服，他便倒在了陈雪屏怀中昏厥了过去。
傅斯年昏厥后，陈雪屏大惊失色，赶忙叫边上的人帮忙，议员刘传来见状赶紧跑了过来，将傅斯年扶到离得最近的座位上，让他躺下。
不久，救护车赶来，傅斯年被送到医院抢救。
然而，终究是无力回天，被郭国基气得脑溢血发作的傅斯年不久即病逝。

傅斯年为何会反应如此巨大，被气得脑溢血发作？
傅斯年气的不是别人误会他，而是气郭国基将自己的学生当作流民看待。
傅斯年一生最在乎的除了家人，就是自己的学生。
傅斯年将自己的学生当作家人一般看待，视为至亲。
当时，台湾粮食紧张，为了让自己的学生能吃饱饭，一有机会，他就会向上级申请增加菜金，即使是降低自己的工资也不愿让学生吃不饱。
加菜的时候，傅斯年也总会是把最肥厚的猪肉分给学生。
对于自己的学生，傅斯年的照顾可以说无微不至，学生就是他的全部，就是他的至亲。
因此，当郭国基将学生当作流民对待时，他又怎能不生气呢？

正是傅斯年对学生发自肺腑的疼爱，所以尽管傅斯年执掌台大仅仅700余天，可台大却将他视为“台大的守护神”。
为了纪念这位创校校长，台大特意将其骨灰埋在校园中，并且树立了一座傅园，让他们的老校长伴随着心爱的学生一起长大，一起见证台大的发展。
傅斯年不仅对学生好，对自己的妻子更是呵护备至，两人之间的感情着实让人羡慕。
傅斯年去世前一晚上，仍带病伏案创作，妻子俞大彩坐在他对面缝补明天要给他穿的袜子。
随着时间的逝去，夜色渐暗，不知不觉已快到深夜，俞大彩将袜子缝好后，抬头见丈夫傅斯年还在奋笔疾书，颇有些心疼。
多年的劳累让傅斯年早已是百病缠身，身体肥胖，患有高血压、胆结石等疾病，需要的就是好好休息，耐心静养。
然而，傅斯年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为了台大的发展，也为了这个家，傅斯年是殚精竭虑，废寝忘食，身体每况愈下。

天色已晚，加之傅斯年身体欠佳且明日还要参加两个会议，俞大彩便催其早些休息。
傅斯年知晓妻子对自己的关心，但他向来就是一个不会把今日该了之事放到明日的人，所以便对妻子说道，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办的杂志写稿，早日写好便早日可以拿到稿费，这样便可拿着这些稿费去买些粗布和棉花为自己缝制一条棉裤。
当然，傅斯年如此勤劳，可并非仅仅只是为了自己缝制棉裤，而是另有他因。
傅斯年去世后不久，董作宾在替傅老送来稿费之时，对俞大彩说的一句话为世人揭开了傅斯年为什么要急于拿到稿费的真正原因，他说：
“这就是那笔稿费，先生嘱托我交给你的。先生跟我讲了，自从你嫁给他，没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这篇文章的稿费，是要留给你贴补家用的。做棉裤之说，只是先生的托词。”
傅斯年至死不忘妻子，一直都在替妻子着想，这样的爱情着实让人羡慕，更让人向往。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贤人之范，愈久弥珍。

一份遗嘱，一次声明，一本账本，一笔稿费......这就是先贤们留给世人“最后”的故事。
生命“最后”的故事虽不能向世人展现大师们一生的全貌，但是在其中，大师们所表现出的远见、温情、胸怀、仁爱、清廉与爱国爱民之心，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也深深感动着每一个人，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和行为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高度，一个时代的辉煌。